编者按：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出了一批清廉耿介、刚正不阿、敢于纠弹权奸、严惩贪官污吏的监察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历史上的监察官》系列文章，带您走近那些历史上的监察官，讲述他们的故事，领略他们的风采。

狄仁杰是唐代高宗、武后时期的著名官员。人们常常称狄仁杰为神探，因为他断案如神，在大理寺为官期间几乎无一冤案错案，可以说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但狄仁杰并不仅仅是一个神探，他从低级官吏做起，在具体的地方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才干，逐渐成为百姓信赖、同僚钦佩的为官榜样。他曾在监察系统担任官职，不畏权贵、勇于进言，为维护朝廷的清正之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地方任职时，狄仁杰曾多次担任刺史。他心系百姓疾苦，把百姓的所想所需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以百姓利益为先，敢于为百姓承担责任。高宗去世后，狄仁杰被派到宁州(今甘肃省宁县)任职时，狄仁杰注意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为当地百姓营造了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转任豫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刺史。当时，越王李贞反抗武则天失败，牵连广泛，大批百姓被判入官府为奴。狄仁杰冒着风险密奏武则天恳请为他们减刑。这充分展现出狄仁杰为官的高洁品质。

在中央任职时，他做事公平高效，勇于对行事不正的官员进行弹劾。由于他在以往的工作中能力突出，高宗升迁他担任侍御史一职。这一官职是中央级别的监察官，主要职责就是弹劾不法官员，维护朝廷清正之风。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时，唐高宗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临行时同一个叫韦弘机的官员说：“洛阳、长安就好像我的东、西二宅，而洛阳现在的宫殿都是隋代遗留下来的，年久失修，我想要修复但所费颇多，不知如何是好”。韦弘机立刻明白了高宗的心意，于是回答道：“现在财库中有一笔节省下来的闲银，足有四十万贯，用来修缮宫殿正为合适，并不需要百姓承担额外的赋税”。高宗十分满意这一回答，便将修缮事宜交由韦弘机来负责。韦弘机为了讨皇帝欢心，不仅将前代宫殿全部修缮，还新建了数处亭台楼阁。他在高宗曾经登临之处建立高阁，以备皇帝故地重游;又临洛水修建了一条“观景长廊”，以便皇帝欣赏水边美景。此外，他还修建了宏伟华美的宫殿建筑群。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再一次来到洛阳，看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后果然十分高兴，马上升了韦弘机的官。

对韦氏的这种行为，朝中已有官员表示不满。大兴土木所花费的钱财，实际都是百姓缴纳的税收;这些供皇帝享乐的处所，背后都是对民脂民膏的剥削。狄仁杰也不认同这种助长奢靡风气的行为，但他考虑到韦氏毕竟是奉皇帝旨意进行营造工作，并非主动提议，不应凭空指责;又想到此人也是朝中大臣，不可凭自己主观意愿就行使弹劾权，而是要根据证据评判此人。于是，他便先派人暗地调查，看看韦氏究竟有无违法举动。而根据搜集到相关证据，竟然发现韦氏的家人趁其经手大额钱款之时，借机盗取官府资财。狄仁杰于是才向高宗弹劾此人，最终使韦弘机被免职。

在同一时期，唐高宗有位宠臣叫王本立。他在尚书省担任左司郎中，掌管的事务很多。但此人平时借着皇帝对他的信任肆意妄为，朝中官员对他的行为都感到十分害怕。而狄仁杰不能容忍这种扰乱朝堂秩序的官员胡作非为，便将王本立的种种违法行为整理成文，据此向高宗直言进谏。狄仁杰请求高宗将王本立交给司法机构审理定罪。但高宗一开始并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宠臣，反倒特意下旨免除王氏的刑罚。狄仁杰听闻气愤不已，便再次向高宗上奏说：“国家现在缺乏人才，但像王本立这样的人却不在少数。陛下为什么要怜悯罪人而不顾王法呢?如果您一定要赦免王本立，就把我发配到无人之地去，给将来忠于国事的臣子们一个警告”。高宗被狄仁杰的大义凛然打动，最终处罚了王本立，朝中风气为之一振。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由于担任监察官员时，对贪赃枉法之事绝不姑息，狄仁杰才被高宗视为栋梁之才，后来得以官居宰相。他对律法的坚持和维护，体现了他秉公办事、不畏权贵的优秀品质。

除了自己做官时爱惜民力、清正不阿，狄仁杰还时刻心系国家，在工作中留意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常常为朝廷推荐有用之才。他也曾遭酷吏诬陷，由宰相贬为县令。但他不改初心，仍认真对待工作，为任职地区的百姓分忧解难。后世的种种赞誉，正是对狄仁杰清正廉洁、一生为民的最好褒奖。这位后人眼中的“大唐神探”，在监察工作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位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优秀监察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希|绘图 张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