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报告制度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措施，既是重要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请示报告制度不断完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对于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请示报告工作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重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重大问题下级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1923年6月，中央即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28年10月，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对报告的时间、 种类、内容以及保密要求都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表示，不按时递交详细报告者“中央即停发经费”。1931年底，毛泽东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 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残酷战争环境和敌后根据地彼此分割的现状，解决抗日根据地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1942年9月，针对王明不请示不报告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

毛泽东领导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之也产生某些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就导致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措施有时不能贯彻到底，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8年，在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凝聚全党力量，中央围绕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密集下发了系列指示。1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提出以下要求：一是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是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三是“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

3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地上下级之间涉及政策及策略性的指示、答复和报告，须同时电告中央。7月，又发出《关于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地凡到期未作报告的必须说明理由。9月，中央通过《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批评了对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不力的情况，要求全党全军严格及时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央将请示报告制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贯彻请示报告制度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全党意志，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同时，在革命战争年代，也为党夺取全国政权作了重要准备。

解放战争中，为了解全局情况，毛泽东多次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华北局、中原局、西北局均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但是，东北局却没有按规定报告，对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东北情况造成困难。为此，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严厉批评。林彪匆忙向中央送来综合报告并作检讨后，毛泽东复电林彪，指出：“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

三大战役期间，中央和毛泽东直接联络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纵队和总台20多个；电报量从每月90万字增至每月140万字；特急电报占比从35%增至75%，即刻译发的四A特急报急剧增加。毛泽东亲自审阅各野战军电报达千余份， 亲自起草有关战略方针和重要决策的电报300余份。

在三大战役中，全党全军贯彻请示报告制度，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准备。这一历史经验，在今天对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仍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