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耀波、张清曌在与我未建交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下称“圣格”)被捕，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圣格等国对我追逃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二人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后潜逃，在外逃案件中较为常见。有关方面已起底该案，追究责任，堵塞漏洞。纵观类似案件，扎紧制度篱笆、坚持纪在法前、监督制约权力，是防止公款被染指、小错酿成大错的关键;而时刻警醒自己，加强法纪和道德意识，克服贪念，则是公职人员应切实面对、关系自己和家人能否幸福平安的人生课题。

天涯海角的煎熬

——“百名红通人员”付耀波、张清曌忏悔录

付耀波，男，1966年出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张清曌，女，1972年出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原出纳员。二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公款，2014年9月潜逃出境，先后流窜多国，最终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下称“圣格”)藏匿。2014年9月，辽宁省本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付耀波、张清曌立案侦查。2016年2月6日，在有关国家警方配合下，辽宁工作组在圣格首都金斯敦郊区的大山里将二人成功抓获。

我叫付耀波，“百名红通”第39号，因涉嫌贪污罪于2016年2月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捕。

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小恶积累便形成大罪，我的噩梦就是这样开始的。

起初，我利用职务之便和财务漏洞，伙同同事张清曌挪用企业暂存在我单位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时，并没有想到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只是想利用时间差将还没有存入银行的保证金投入股市快进快出挣点小钱，可没想到投入便亏，再投入再亏，在短短的10余天里投入的保证金已经损失1/4。此时，认为是运气不好的我，又一次做出错误的决定，追加投入。就这样陷入无底的深渊。

在产生巨亏无法再通过股市搏回时，我彻底崩溃了，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我想到了死亡，曾在药店里购买两瓶安定片，准备一死了之，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经与张清曌商量，又一次做出错误的决定——选择出逃。此时的我，对出逃生活是陌生的，也想到过程的艰辛，但担心贪污败露、害怕坐牢的恐惧心理让我误认为外逃是唯一的选择，于是便开始了出逃准备工作。2014年9月12日，我们瞒着家人和同事，利用单位休假的机会从沈阳飞往国外，踏上一条不归之路。

因为是畏罪潜逃，一路上我们没有任何心情欣赏异国风光，经过13天的行程辗转五个国家，来到计划中去往圣格的第一个岛屿。导游把我们领到了一个极其破旧的旅店，门窗都没有玻璃，屋内温度在35℃以上，只靠一个小换气扇通风。我们住下的当天，我就发起高烧(估计在38—39℃)病倒了，连续几天都在昏睡中。我出国前在北京机场买过6盒安宫牛黄丸，往常在国内时发高烧只需一丸即可痊愈，但此时连续吃了四丸，仍然没有好转。饮食上更是不堪回首，由于吃不习惯当地的食物，每天只能以面包和水果充饥，就这样我们在这里过了三天，等来了去圣格的客船。我在昏昏沉沉中被带到船上，在船上碰上一个华人，这让我担心不已，害怕暴露身份，只能告诉他我们是出来旅游的……经过6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已经接近傍晚，导游便就近找了一个旅店住下了。次日凌晨，我们饥饿难耐又没有吃的，便想起包里还有2根胡萝卜，便用热水器煮熟了，每人一根吃了，算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吃的第一顿饭，现在还记忆犹新。直到临近中午，导游才回来说找好了出租房，并要结算导游费用，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们被导游勒索了不少钱，也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接下来的不适应开始袭来：租的房子没有纱窗，天热需要通风每天都开着窗，蚊子多的惊人，在客厅每天点三盘蚊香也不解决问题。短短几天，身上被咬了20多个包，后来在34—35℃的情况下也只能穿着长袖衣裤。张清曌起了疹子，此时我们真的害怕了，以为是当地的传染病，又不敢去医院，只能让她大量喝水，想以此排毒……由于条件太艰苦，我们不得不去找了第二个住处，才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

接下来的16个月里，窘况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害怕。天天怕被抓，在惶惶不安中度过。我经常上网查找出逃后国内的信息，主要看的是国外的中文网站。先是得知已经被列入“百名红通”，接下来便是“天网”行动和大量的外逃人员被抓的信息，自己又一次陷入惶恐中。由于我们犯罪，原单位的多名领导被判刑和处分，我更加感到由于一时的贪念，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十分后悔，备受煎熬。

第二方面就是病痛。我在出逃之前就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和胆结石。出逃前的2014年初，结肠部位就开始微痛，疑似结石，因为临近出逃日期，我也无心治病，就想听天由命吧。出逃圣格期间，我的结肠部位经常剧痛难忍，也不敢去医院，只能偷偷去私人诊所，检查不出毛病。后来听说即使是当地大医院，医疗设备也不具备排石的最佳条件。饱受病痛折磨的我经常暗自流泪。每天望着对面的山坡，想到长此以往，我这把骨头很有可能就葬在这里了……

第三方面就是想家。想亲人、朋友，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想自己的父母，他们都8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太好，自己犯下如此大罪，我很是担心父母知道后会不会挺不住了。回想我这一生，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当他们老了正需要自己的时候，我却在地球的另一面不敢回去，甚至都没脸道一声平安。在临出逃之前，我甚至为他们联系了一块墓地，但不知内情的哥哥没有同意，我唯一可以为父母做的事也这样搁浅了……出逃后想家的时候，我只能通过存在电脑里的照片来缓解对父母的思念……想妻子的思绪就更加复杂，我愧对她，她跟了我22年，我留给她的只有痛苦。想她的时候，我经常通过她的QQ空间查看她的动态，关注她的现状，后来想起我们曾一起在网上下围棋的事，便每天在网上看她下棋，每天都陪她下线才去睡觉(尽管她不知道我在看)，也算与她更近了一些。

2016年2月1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小年)中午时分，我听到外面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后一群黑人警察向我出示了搜查令，说我们涉嫌非法居留，需进行搜查，两名中国警察走到我身边说你应该明白怎么回事吧，我的心一下子由紧张变得反倒踏实了。外逃的16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自己也时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回国坐牢，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

在随后被押解回国的途中，工作人员给予我人道主义关怀，并耐心细致做我的思想工作，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放下了包袱，主动交代情况。当飞机缓缓在首都机场降落时，我知道我“回家”了，下飞机后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并给我服用了降压药，种种细节让我感受到了文明执法，看到了祖国法治的进步。

现在的我万分后悔，后悔自己曾产生贪婪的邪念，犯下滔天罪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投案自首而选择了出逃。要是早点投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小很多，我也不必在外煎熬这么久，甚至差一点死在国外。

我深知这些悔恨为时已晚，现在我只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我想对仍出逃在外的人们说，海外逃亡的日子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我查看国内反腐信息时，记得有逃亡海外20年的人也落网了。试想如果当初早些归案，20年后的今天，他也许已经获得了自由，人生中可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过自由的生活。早一天回来，早一天获得自由。我出逃计划已经够缜密了，准备了三年，最终选择在未与中国建交的圣格藏匿，也断绝了与国内亲友的联系，但最终还是被抓了。因为当今国际司法执法的合作，金融系统的互通，媒体资讯的对接，都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国外没有避罪天堂，回国认罪伏法是唯一的正途。

我叫张清曌，“百名红通”第41号。2016年2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圣格租来的房子里午休。突然，房门被敲响了，有两三个当地警察进了屋子，这时我一抬头，又看到几个中国面孔的人，一瞬间，我都明白了。

此时，尽管我脑子里还是懵的，但内心却很平静，没有要反抗、逃跑的念头。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是的，我愿意。在逃跑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我感到累了，我的心很累。尽管我没有勇气主动回国自首，但既然警察找到了我，他们就是来带我回去的，我不会拒绝，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可以回家了。我非常想回家，经常幻想怎么回家，现在不用再想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的几天，我夜不能寐，开始回想往事，深刻地思考一些往日不敢想、不愿想的事。

197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师，他们40多岁生了我，对我十分宠爱。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大我很多，所以我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生子女般长大，养成了任性、不太会为他人着想的性格。

到劳动监察支队工作后，我接手了支队的出纳工作。2006年，支队实行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大量的钱涌进了这个账户;与此同时，又是股市蒸蒸日上的时候。在这个我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和我的上司付耀波没能管住自己的手、自己的欲望，滑进了犯罪的深渊，走上了贪污歧途，不断把钱投进股市，一直赔、一直投，直到有一天清清楚楚地确认，我们再也不可能堵上这个窟窿了为止。我这才意识到，我犯罪了，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了。我知道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的钱意味着什么，我贪污了这笔钱，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我害怕了，非常害怕。

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更加错误的决定：决定逃跑，跑到国外去。我们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移民的公司，想通过办移民，给自己找一个相对合法的身份，以便在国外隐匿。尽管花了很多钱，但第一次办移民还是失败了。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次办移民。在此期间，为了应付各种审计、检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搞得身心俱疲。那个时候，我每晚都很久不能入睡，白头发冒出一大推。为了缓解压力，也为了做出逃准备，我开始大量购买奢侈品和珠宝首饰。然而，事与愿违，疯狂购物始终不能抵消内心的负罪感，却使我产生了破罐破摔的念头，形成恶性循环。

当移民手续办下来，拿到护照的时候，出逃已经迫在眉睫了。接下来，按着事先设计好的路线，我们辗转了五个国家，最后到达圣格定居下来。

回忆至此，查找自己违法犯罪的原因，不外两点：

一是信仰缺失，欲壑难填。尽管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好人，不能违法乱纪，但我从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既没有理想，也没有方向。在我的观念中，作为女人我想要过得舒服一些，体面一些，继而是更舒服一些，更体面一些。而这些需要金钱来支撑，于是道德底线已不足以拦住我摄取的欲望。古语有云：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时至今日，我觉得过去最诱惑我的东西，都失去了吸引力。我曾经以为我需要一片海，其实我只需要一杯水;我以为我需要一栋别墅，其实我只需要一个温暖的家。而事到如今，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拥有这些了。

二是法律意识淡薄，一错再错。在我炒股赔到还不起之前，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我的潜意识在替自己辩解：这不过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一种方法而已，只要我能很快地把钱还上，把账做平，这就不是个事儿。正是这个愚蠢的念头，使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停止炒股时，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因为害怕惩罚，我没能做到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反而心有侥幸，变本加厉地贪污公款，给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更坏的影响，也使自己越来越远离救赎。

外逃至圣格之后，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开始了隐居生活。我几乎每天都会哭，我想孩子、想我妈、想家，其实从我离开家，关上家门的那刻起，我的眼泪就没有哪一天干过。我每天不停地想，我这样走了，我妈会怎样、我女儿会怎样、我爱人会怎样、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会怎样，我带给他们的伤害，也许我今生都无法弥补，自责像一条蛇一样藏在我的心里，时时啃噬着我。

我心里还有一种恐惧，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再也回不了家，最后客死他乡，或是时间长了，家里的亲人们习惯了我不在身旁，从而渐渐地把我遗忘，我该怎么办?每念及此，我都会害怕得喘不上气来。

漂泊异乡，最难熬的不仅是文化差异、语言差异、饮食差异等，还有那种没有归属的孤独感，而像我这种负罪潜逃的，感觉尤甚。我们不敢与大街上遇到的华人打招呼，更不敢交流。为了少与人接触，除了买生活用品，我们从不上街，每次购买日用品大概都要间隔20天左右;我们也不敢与家人联系，既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也怕给他们再带去新的麻烦与痛苦。我是多么想知道我女儿长多高了，学习成绩怎么样，有没有人笑话她，她受没受委屈;我那患有老年痴呆的妈妈，她还记得我吗?

每天无所事事，让我有一种没有价值了的感觉。一个人没了价值，是不是就可以去死了呢?

心情的抑郁，导致我即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无心享受，每天不是这疼就是那疼，生活质量更是谈不上。我甚至怀疑，再如此过两年，我是不是就能自己抑郁死了?

在中国刑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天之前，我们本有机会按半年一换地方的想法，到别的国家去，但我们放弃了。逃到今时今地，心累了，不想再逃了，抓到我，我就认了。回国的路上，追逃人员开导我们，告诉我们人生还很漫长，只要诚心担责，有心向善，未来还可以美好，让我体会到了深深的温暖。

最后，我想对贪腐和外逃人员说些话。我的忏悔于我而言为时晚矣，但之所以有此忏悔，除了抒解自己的心怀，真心希望警示他人，以此为鉴，不要重蹈覆辙，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那些飘在外面的外逃人员，如果不是泯灭良知，我认为必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愧疚，那种心理上的自我惩罚是无期的，痛苦也是无期的。与其在外无期地受鞭打和拷问，不如回到犯错的地方主动接受惩罚，这样才有出头之日。

我藏匿的国家与中国并未建交，我是偷渡去的，当时以为到了天涯海角。即使这样，我们仍没能逃脱，当地政府还派出警力全力配合中国抓捕，祖国力量的强大使我深受震撼。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狱，妈妈还可以等到我服侍她老人家。希望青春期没有妈妈陪伴的女儿，能接受我用余生陪伴她。我还曾经有去边远山区支教的愿望，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实现……